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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两会新闻中心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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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今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医改”。集体采访由政协新闻组副组长邬旦生主持,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吴以岭、董协良、吕爱平、温建民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人民网将进行图文实时报道,敬请关注。  [09:02]

[人民网]:各媒体记者已到场,集体采访马上开始。  [09:21]

[邬旦生]: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以来,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我们医药卫生界委员结合讨论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积极稳妥地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我们请来了五位医卫界的委员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  [09:32]

[邬旦生]:他们是:高春芳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吴以岭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董协良先生,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吕爱平先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温建民先生,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09:33]

[邬旦生]:我们这次集体采访时间大约是一小时,下面提问开始,请各位记者提问前通报一下你服务的媒体。谢谢。  [09:34]

[长沙晚报记者]:我想提问的问题是,新医改提出,提高诊疗费、降低药价,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有人担心,诊疗费上去了,但是药价是否会降下来呢?我想听听听各位委员的说法。另外一个问题是,药品零加成是不是就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谢谢。  [09:34]

[高春芳]: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诊疗费这一块,从解放初到现在没有变,我给大家举一个护理方面诊疗问题,护理要占全院服务人数的三分之二,就是医疗行为,但是护理的收入现在定的价格只占了全收入的不到2%  [09:35]

[高春芳]:也就是说,所有的含有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治疗,国家一直没有给一个应该的合理的价格,因此技术服务费是必须增加的,增加的目的是正确地给医护人员合理的技术服务的待遇。第二,提高医护人员治疗广大人民的疾病的积极性,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提高技术含量,是适应现在发展需求的。  [09:36]

[高春芳]:大家担心的加价以后,技术服务含量增加了,药费能不能降下来。我们国家刚刚制定的307种基本药物实施以后,将来逐步推行医疗的基本药物政策,基本药物政策就意味着所有的价格问题合理了。  [09:36]

[吕爱平]:我们国家的医改是根本上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今年温总理报告说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国家面临的和美国面临的医改是不一样的,人家是在减负,我们要增加一些投入,所以很难说药品零加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包括很多医疗保障、包括其他配套设施一起,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09:37]

[中国经济网记者]:医改的话题一直是全民热议的话题,不少观点认为,医改的关键在于医药分家,但是日前有一位作客中国经济网中经在线访谈的药企委员表示,医药分家只会增加药品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环节,增加商业流通成本,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请问各位委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真正实施医药分家之后,医院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如医生的绩效工资应该怎样确定?谢谢。  [09:41]

[温建民]:关于医药分家,我们形成以药养医的机制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医院的运作由三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医疗服务的收费,一个是药品的收入,还有一个是政府的投入。医药分家,你想用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把几十年的整个机制改变过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医药分家要逐步推进,而且咱们还是得用改革开放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大家关心的是,医药分家之后,会不会增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呢?我认为,药是药剂科的事,并不是我们医生看每个病人,都要产生处方。  [09:42]

[温建民]:比如说我是骨科大夫,我们经常看病的时候,不一定产生处方的,这也不是处方费,处方费跟药费是两个概念,医生开了这个处方之后,到药剂科,药剂科根据医生的处方来配药,比如我们开一个中药的处方出来,到药剂科有配药师给你们抓药,中药有很多讲究,西药也一样,药收费是指药剂科专业人员的劳务的费用,并不是医生处方的费用。我觉得是这样。  [09:42]

[河北电视台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提给高春芳院长的,是关于社区医疗的。现在社区医疗如何激活,一方面是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另一方面社区医疗现在人比较少,关键原因是很多人对社区医疗不信任,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激活社区医疗机构?有人提出将社区医疗纳入大医院的派出机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提给吴以岭委员的,现在还是反映药价居高不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谢谢。  [09:43]

[高春芳]: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区医疗是我们在医疗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它是解决分散各种疾病治疗的一个过程,过程中的一个排头兵。比如说普通疾病,将来医改,普通疾病国家投入8500亿,三年以内设备增加了、基础建设增加了,县、乡、村解决基本医疗,社区医疗也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就像刚才你讲的,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人认为,社区医疗的设备增加了,但是大夫看病的能力没有增强,换句话说,病人对社区的医生看病的不信任度增加。  [09:44]

[高春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是要加大对社区医院的定位,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的是普通疾病,这样一个人员的培训,来了一个病人,我能看出你是什么疾病,普通的疾病在我这里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  [09:45]

[高春芳]:疑难疾病、重大疾病、重危疾病,有一个转送的机制,社区医疗应有马上转送、立即转送的功能。第三,社区医疗可以采取大带小、老带少的方法。比如说,相应的每一个社区都有高层次的医院,这些医院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定期到这个社区来工作,派各类的医生帮助你工作,来坐诊,作为一个制度。另外,我可以帮你来查房,也作为一个制度。  [09:46]

[高春芳]:另外,他可以选送,我作为一个制度,让哪个专业、哪个大夫临床经验少的,到大医院去进修、培训,经过几年的努力,上下左右培训好了,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逐步解决。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情,关键在于我们把它做好。  [09:46]

[董协良]:首先是盘活资源,形成一个信息平台。另外,陕西三级甲等医院和二级医院、基层社区服务,今后建议形成一个医疗的集团,他们的资源共享,完全是医生多处执业,就是说三级医院的医生可以直接到社区去,让患者在社区就能得到一种好的医疗,如果这样通盘来解决资源共享的问题。再一个,医生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同时患者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疗。  [09:47]

[吴以岭]:关于药价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药分了几组,一组是基本药物目录,307种药物,每一个药物的定价,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包括经济方面的专家、财务方面的专家和制药方面的专家、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对每一个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做全面考察。  [09:48]

[吴以岭]:而且要实地考察,它的原料成本、生产成本、税收成本、管理成本,再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形成了这个药品的价格。所以在基本药物目录当中,这307个品种的定价,我觉得这个定价机制是科学的,政府拿出的指导价是相对合理的,虚高的问题不太严重。在这个指导价格之下,然后各省统一招标采购,这307种基本药物,解决防治必需、安全有效,所以它叫合理定价。国家在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次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都是能够解决基本的医疗需求,通过这些产品是可以解决的。现在基层社区完成了,马上大医院也要开始实施基本药物目录。围绕基本医疗需求,采用这些药品,国家会对这些药品加大报销力度,就会解决这些问题。  [09:49]

[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教育方面都在搞高校的去行政化,不知道医院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另外,怎么样限制医生的大处方和大检查?因为这是非常难的,医生对于患者的权利,在没有平衡的情况下,光靠给医生高薪是限制不到的,不知道委员们怎么看?  [09:49]

[高春芳]:这个问题是大家提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如何限制大处方、大检查,这里面一是有教育的问题,医生的首要责任是治病救人,首先这个医生的名字就决定了他的性质。我们讲没有德的医生是不能当医生的,是不配当医生的。首先,医生要具备良好的道德,我面对的是疾病和病人,我们和病人之间是一个共同壕沟的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这一条线要搞明白。  [09:50]

[高春芳]:第二,确实在医疗方面存在着过度治疗的问题,就是你们讲的大处方、过度检查,这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是出于对病人完整性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手术,虽然是一个小的阑尾炎手术,但是如果各项检查不彻底、不完整,中间出了一些医疗上发生的并发症,倒回来说,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些检查?他负不了责任的,这是从责任角度而言。另外,过去我们出台的医疗方面的举证倒置,给我们医生带来了一定的思想负担和负面影响,为什么呢?本来这个病做五项检查,我认为就能把它解决了,举证倒置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就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患者随时都可以告医生,但是患者要把为什么告医生的理由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就输,要赔钱,现在这个问题正在逐步改善,感觉到举证倒置是有不足的地方。  [09:52]

[高春芳]:第三,现在的疾病,往往一个人,除了年轻人之外,都有多种疾病存在,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个合理的、最佳的、最好的处方选择,因此大处方的问题存在着过度治疗、存在着道德底线,也存在着部分的经济利益,这一块如何预防,一个是教育,医生首先要有德。二是我们现在出台了很多的管理系统,比如说合理用药的PASS系统,你出这种处方,合理配药对不对,应不应该,我们可以监控。三是现在公立医院开的处方,三天,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开了三天,有些慢性病,老他老得来挂号,老得来开药,这里面也有很多矛盾。但是我们提倡,以良好的道德去救死扶伤,以良好的医德去合理处方。因此,大检查、过度治疗,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各个医院都从教育入手,都从制定各种制度入手,来遏制这个问题,来限制这个问题。请大家相信,这个事情会越办越好,医院风气也会越来越好。  [09:53]

[人民网记者]:现在中医在西医的挤压之下面临着一些困境,被人认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请问委员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另外,请委员们对振兴中医提出一些建议。  [09:57]

[吕爱平]:这可能还是有很多误解,中医的特征是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有一个完整体系的,融人文科学一体的医学体系,社会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可能是一些误解。中医在医改中的作用,应该考虑到,我们国家医学,有西医学、中医学,还有中西结合医学。我个人总在想,我们国家既有现代医学、又有中医学,还有中西结合医学,本质上来说,像毛泽东同志早年就说过,我们国家应该成立我们国家特色的中医药学,在五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提法。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医学体系,应该是也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因为我们是两种医学的融合,中医的临床服务能力应该有很多优势范畴,包括对慢性病的控制,包括重心下移、重心前移的一些养生保健,这些都在未来的医改工作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9:58]

[检察日报和正义网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善医患关系。但现在医疗红包的现象还是破坏了这种医患关系,按照相关制度和医疗改革方案,社会各界应该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解决医患红包,请大家谈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9:59]

[温建民]: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是搞临床的,我是骨科大夫,天天开刀,我这一辈子,一个红包都没有收。我不知道你这个根据从哪儿来的,这是第一个,所以不能把医生医疗上的个别的害群之马,把一些医生放大化。希望媒体的同志们理解我们当医生的难处,而且要看到他的阳光面,不要把医生的个别害群之马放大。  [10:00]

[温建民]:医患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当医生的,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医患关系非常和谐,到了把医疗推向市场以后,医患关系开始紧张了,到了九十年代末,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紧张,紧张到我们很多医生跟我说,我现在看每个病人,我首先把他当作我的一个原告,我是一个被告。所以为什么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把医疗推到市场以后,好象医患之间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二是现在的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疗医改的进行,现在有些地方医闹已经形成了一股黑社会势力,严重影响了医院医生的职业环境。所以我认为,要搞好医患关系,首先要加强医生队伍的建设。红包的问题,现在各医院纪检部门都有对收受红包约束机制,我们一发现收受红包,就要做很大的处理的。所以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医院没有人敢收红包,因为不值得收这个红包,你收一百个红包,有一个告你,可能你的执业资格就丢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医生是没有收红包的了,但是有没有收红包的?应该有,是个别的。另外,也是希望媒体对我们医务人员的工作有理解  [10:01]

[温建民]: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而且是高智能、高体力的一个职业,每天面临的压力很大。你们天天可以看到一些笑脸,我们天天看的是愁眉苦脸,甚至面对着一些死亡的病人,你想,几十年下来,医生的压力很大。所以,医生在很多职业里不是寿命高的人群,寿命是比较短的,而且医护人员当中得高血压的人很多,得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很多,得抑郁症的很多,甚至自杀的也有,在自杀率里是排前三位的。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要改善医患关系,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不光是医生的努力。  [10:01]

[董协良]:其实核心问题是国家举证倒置出台以后,医患矛盾的问题突出了,医生不得不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保护自己,所以不该做一些检查,做了不该进行需要鉴别诊断需要的检查,相关的内容也就增加了,这样患者的负担就加重了。如果国家从法律的角度上把条例进行修订,我想医患矛盾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10:02]

[工人日报记者]:目前一些大城市、大医院里仍然存在着看病难的问题,背后凸显的是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中如何有效地解决我国医疗资源不均衡的情况?谢谢。  [10:02]

[吴以岭]: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配置和社会需求中不协调的问题,虽然这次医保改革正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医保改革,如果从医疗服务的角度来看,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这次加强的重心。通过加强对这些基层医院的硬件建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水平提高,将来有一些病就可以不到大医院去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来是有分工的,大的医院是高水平解决疑难病、难治的疾病,一般的疾病在社区基层医院就解决了,这个功能是有所分割的。现在大家都愿意到大医院看病,对基层不太相信,一方面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基层医院病人不足,将来医改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0:03]

[高春芳]:关键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投资八千五百亿建立的农村三级医疗,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疾病治疗的问题,社区医疗又解决了城镇的小病基本疾病的问题。这两级解决了,剩下的一个难病、大病、重危病在上一级医院解决。  [10:03]

[高春芳]:因此,随着我们国家医改制度的完善,随着我们的三级医院,县、乡、村和社区医生水平的提高,看病能力的提高,我们国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但是请大家期望值不要太高,为什么呢?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国家是13亿人,我们国家政府对我们的人民是十分热爱的。为什么投入这么大?从三皇五帝到现在,有人给农民买单了,这是世界最大的进步。现在又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改革小组,李克强副总理任组长,说明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视,因此,我们有信心,通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这一块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我相信,随着发展,我们国家会更好,我们的人民会更健康。  [10:04]

[吕爱平]:这次医改,医疗体制和机制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体制其实是医疗资源分配的问题,为什么要改呢?我们现在医疗资源分配是在城乡,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分配是不平衡的。像高委员和吴委员说的,国家正在努力,是在做加法的方式,强调基层。其实我们也看过,调查过北京的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站,我老家在江西,我在江西看到一些乡镇一些卫生院、卫生所,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财经投入,还有要求地方的财经投入,所以这个问题在一定时间内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0:05]

[吕爱平]:前面也提到过,另外一个改革是机制,什么叫机制呢?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毫无疑问,技术问题是最主要的,我们这次的医改,包括对公立医院的一些改革等等问题,我们都强调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在技术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和基层医院技术人员的交流、互相培训,包括下基层的措施都有,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并且无论国家整个医疗里或者基本医疗保障投入相对比较差的情况下,要做根本的改善,要相对有一个时间段,把医疗资源包括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10:06]

[新华社记者]:我们相信,医改最大的获益者应该是患者,但是我们同时也非常想知道,医改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来说是利好还是利空?比如说对疫苗生产商来说是利好,但是对基本药物制造商来说可能是利空,他们可能要通过不断地给药品换“马甲”才能维持比较好的生存状态?是不是这样?  [10:07]

[高春芳]:国家对这块规定的很死,制定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东西。比如,工资涨了,我们国家从解放初到现在,工资大概是涨了三倍有的地方可能高一点,是四倍。从药上讲,解放初到现在,药的价格大概是十四倍左右。这个价格的上涨,永远是和工资的价格不相配的,老显得是高。国外生产一例药,十年的周期,它要把所有的钱都加进去,因此价格就显得高。我们国家根据国情,要制定基本药物制度,现在是307种,不管工资涨多高,不管药厂的效益如何,我就定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就用于基本医疗、医保的,用了这个药,就这么多钱,叫大家用,好钢使在刀刃上,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用担心。  [10:10]

[吴以岭]:基本药物目录的药是化学通用名,你说的不是商品名,所以将来这个药不行了,换一个药,审批是很难的,已经把它限制住了。  [10:10]

[首都医药半月刊记者]:请问委员一个问题,现在临床滥用药现象非常普遍,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地威胁。您作为临床医生,请您分析一下滥用药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请问中医药方面的委员一个专业问题,中医药颗粒剂现在被强行推广使用,但现在院内很多传统中医派的专家人士认为,传统的中医药受到了威胁,而中医颗粒剂不是传统中药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中医治疗行为和原则是相悖的,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评价?  [10:11]

[高春芳]:过度用药,就是你们讲的药,确实在临床上存在,这有社会原因,有病人对医生治疗信任度期待的原因,也有我们医生经验不一的原因,最后一条可能就是医生有某种利益的原因。这样四种原因,就在我们用药方面出现了过度用药的现象。这个情况很复杂。怎么样来遏制这个问题?其实各个医院已经采取了很得力的措施。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合理治疗和精心治疗,是医生对病人的目的,我当了快四十年的大夫,我看到的所有的大夫,没有一个大夫想把病人治死、治残的,他要救死扶伤,他要医,就要他生。但是你们讲了,为什么他死了呢?因为人体太复杂了,医学太精深了,有很多的领域,都没有把它研究出来,有很多的领域都在探讨,另外人体的变化太快了,有时候就是以分钟来算的,一个变化。  [10:12]

[高春芳]:因此,对滥用药的问题,作为医院的领导来讲是深恶痛绝的,作为医生本身,也是深恶痛绝的。前面三种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有PASS系统,你的用药,哪几个配伍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制定某个疾病用药的基本规范,这是一个办法。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单纯性阑尾炎用什么药,化脓性阑尾炎用什么药,而且手术前该用什么药,手术后该用什么药,也有一个规范,这是各个医院根据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地区疾病发生情况,制定的自己的规范。  [10:12]

[高春芳]:第二个,有相关的负作用,药该不该用,也有一个限制。第三个,医疗保险用药,有一个基本药物目录,以这个目录为准则,去制定一些治疗方案。第四个,用药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探讨药物的并发症、相互配伍的禁忌和负作用的处理。我举一个例子,有的老年病人,同时他有七八种疾病,但是得了心脏病的病人,如果你不用治疗其他病的药,比如说糖尿病,你用不用降糖的药,你在抢救他的同时,其他脏器的并发症要不要关注?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医生有没有经验的问题,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可能用三种药解决问题了,没有经验的医生,他很害怕,这个脏器得照顾,那个脏器也得照顾,用了五六种药,他错了没有?他没错。这有一个经验、有技术提高和和利用药、配伍的经验总结的问题。  [10:13]

[高春芳]:我们要限制、要处理,特别是深恶痛绝的不该用的药你用了,不能用的你用了,为了一些利益去用药的,这是不配当医生的。我是当院长的,如果我发现了,他绝对在我这里当不成医生的。  [10:13]

[吴以岭]: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医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传统的中药,医生处方,抓饮片、配方,然后煎煮,或者自己煎,或者是现代机器。两千年多来中医就是这样,这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文火煎、小火煎、武火煎,先下、后下,有很多经验,我们两千年来就是这么做的。颗粒剂是一个新的东西,颗粒剂实际上在提取每一味药物的有物质的时候,是涉及了很多科学的工艺,比如说有的药物用水可以融出来药效物质,有的药物要用乙醇才能提取。颗粒剂实际上已经考虑了这些优化的工艺设计,把一些药效物质最大限度地溶出来,但是和煎还不一样,在煎煮过程当中,有可能由于加温会产生一些新的化学变化,也许产生了一些新的化学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最终这个问题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或者临床研究去评价它,所以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个问题随着科研的不断进展会解决。  [10:18]

[吕爱平]:我对中药颗粒剂再补充一些。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们国家在国外行医,针灸术为主体,在草药的过程中,可能国外的颗粒使用量可能比国内多得多。这就像吴委员说的,这其实是一个学术之争的问题,但是颗粒剂在自身的质量控制,不同的煎煮方法、有效成份的控制,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们在ISO做了一个中医药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时候也讨论中医药颗粒剂能不能成为未来中药另外一种饮片的形式进入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是我想,颗粒剂作为饮片的另外一种形式,可能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更多标准的制定工作,这样使得颗粒剂能够更好地应用。  [10:18]

[北京周报记者]:现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了307种药品,但实际情况又是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有的增加了一百多种甚至二百多种,我想问一下,这种大幅度调整,是不是相当于架空了这个基本药物制度?是否应该有一个范围?现在一部分人建议调整、增加药品,还有一部分人建议要保持谨慎态度,我想问一下委员们的意见。现在一直都在说,要减少药品流通中的中间环节,控制药价。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有效措施?谢谢。  [10:19]

[高春芳]:307种,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这是第一批刚刚出来的,以后逐步地根据临床需求,根据我们对每个病种的治疗的需求,会逐步增加,肯定是要增加的,不会减少的。最后一个目的,我们国家定基本药物目录,符合我们国家医疗改革的基本药物制度和满足广大医疗人员的需求,真正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这就是最后的目的,应该是增加的。  [10:20]

[高春芳]:第二个问题很热点,就是药物价格的问题。现在中间流通环节,应该说作为我一个委员来讲,我很不满意。我的多次提案都讲到,要取消中间环节。因为现在有诸多的原因,使我们这个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我认为,药品从研究到生产,到最后批准,到最后临床应用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  [10:22]

[高春芳]:关于价格问题,通过各方面的论证,最后定好了价格,应该是药厂成本多少,出厂价格多少,然后中间流通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流通,不像现在这样复杂的流通。我认为,药厂定价,国家统一发布,出厂价多少,然后各种费用加进去,在市场流通的价格是多少,然后进到医院,这中间还需要什么经费,都加在一起是多少,公开于众,就解决了中间流通的问题。我曾经建议,出厂价公开以后,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建立药品大市场,然后医院都来采购,这样监督部门去把药品的标准、药品的质量监督好,叫大家用上好药、合格的药,中间流通的过程就没有了。但是这一步,我估计我们国家已经非常关注这一块了,会逐步改善,使我们药品合理定价、合理流通,最后合理使用,会进入一个正常的人民需求的、人民满意的轨道上来。  [10:22]

[河北日报记者]:中医药应该算是我们国家国粹了,医改也注意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也发生了好几起中医药的毒副作用事件,请问各位委员,你们认为原因是什么?另外,国家已把生物制药产业列为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在这个大背景下,请问委员,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研发水平,进而增加临床有效性,促进大发展?谢谢。  [10:26]

[温建民]: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只要是药就有毒性,所以中医药有些副作用是难免的,但它比西医药远远要少得多。中医药的应用当中,你必须要经过专门培训进行应用,这样的毒副作用可以说降到很低了。所以,有一些中医药毒副作用,特别是注射剂,出现毒副作用的反应报告,有些是生产环节上有问题,有些是临床应用上有问题,有些是医生对这个药的把握不好,还有是运输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很复杂,不能因为是中医药出现一两个问题,就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方法。另外总的来说,它比西医药副作用还是少得多,大家都知道,止疼药,大家都吃,很多都感觉胃不好,甚至引起胃溃疡、胃出血。所以,用药必须在专业人士、在医生指导下应用。另外,从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各个环节的质量关要把好,慢慢会降到最低的副作用。  [10:26]

[吴以岭]:我再补充一下。中药作为天然药物,相对来说安全性要高一些。但是中药也有一部分是有毒性的药物,两千年前的文献就有记载。现在的技术条件,对每一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无效成份、有毒成份大部分是清楚的,所以医药审批当中,有效成分要求是足量的,有毒成份必须是有一定限量的,现在规范规定得越来越严格了,将来对保证用药应该是有好处的。此外,中药讲究辨证论治,是这个药,大概你的身体状态不适合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适的感觉。前几年国外争论的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是治疗肝炎很好的药,但使用不当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国外把它归为中药的副作用,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懂中药。中药往往也需要一些医生的指导来应用。  [10:28]

[吴以岭]:关于中医药创新能力建设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国家目前特别重视的。相对我们国家的药物创新能力来看,中医药是最有自主创新、原创很可能取得很多专利的领域。现在我们国家的西药,97%以上的药是仿制药,原创是在国外。我们国家的制药企业都在仿制国外专利期的药。而中国是中药传统的发源地,中药对疾病的认识,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带来了干预策略和治疗药物的研究都是原创的,是可以取得专利的,目前这一块正是国外医学界都非常关注的事。最近国外有很多大的研究单位在找我联系,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化学药研究现在走入低谷,而中医药整体优势受到关注,中医药的原创思维受到关注。所以我们国家在这次国家重大专项以及马上要开始的“十二五”重大课题当中,都加大了对中医药的研发支持力度,我相信,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咱们中医药的创新能力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一些高水平的创新平台会建立起来,一些高水平的创新技术或者药物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10:29]

[健康时报记者]:有一个关于健康教育疾病预防的问题,请问委员。我们现在都讲医学模式应该从晚期治疗向前期预防为主来转变,大家都讲看病难看病贵,如果教人少得病的话,这个问题就能在一定上得到缓解,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国家医疗负担的一个措施。但我们作为媒体,做了十年的健康教育,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是预防医学在医院是不来钱的,医院是缺乏积极性的。另外,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临床医生很忙,没有时间做健康科普。我们说传播健康知识,仅仅做这个,还不足以改变大家的不健康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提问一下高春芳院长和温建民教授,请两位委员从院长和临床的角度分别谈谈您的看法。另外,我个人很关心一个问题,委员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提议,向国外取得一些经验,比如邀请咱们的名人,包括政治名人,做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言人,或者通过财政的手段,对健康的食品给予一些优惠,而对不健康的食品采取一些税收上的措施?谢谢。  [10:29]

[高春芳]:你提的我也非常感兴趣。我们国家13亿人,从治到现在的防,应该是以预防为主,这个理念是非常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调研,跑了大概二十多个省市,从调研中我们就发现,慢病的发生率在增高,慢病治疗的费用和预防的费用大概是1:15的比例,甚至还要高一些。要全民健康,必须把预防为主作为我们国家的国策,应该从国家层面重视预防为主。一个是传播、教育,普及健康知识。说实在的,在座的都是新闻的大家,但是你们中间有多少知道你应该吃什么,应该喝什么,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锻炼,知道的可能不多。我们的大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何况我们农村的广大农民呢?何况我们的工人呢?所以这一块要全民教育,普及健康知识,要学会对各种疾病的基本认识,学会怎么样膳食合理,怎么样运动合理,怎么样搞好心理平衡,怎么样做好健康预防的检查和保健,这是一个国策。  [10:30]

[高春芳]:第二块,在医院里,医院是以治疗为主的一条主线,但是现在我们观念也改变了,我们国家投入这么大,医保增加了120块钱,如果按照我们调查的慢病发生率这么高,三十几岁的糖尿病,咱们中国100个人抽调当中,基本上有两到三个患有糖尿病的,世界第一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的发生率都很高。如果不从防为主,切断这个线,吃坏了,喝坏了,吃出糖尿病了,吃成大胖子了,再去治疗,晚了,国家给的这些钱远远是一滴水扔到大海里,因此防太重要了。医院里面,除了治以外,我们担负着防的知识的宣传,因此现在各个医院都在防上下功夫,都在防上做宣传,都在防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去做事情。比如说各个医院兴起的健康体检的中心,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每年大家都检查一两次,很多疾病没有严重之前就发现了、预防了,就解决了,你有不良生活习惯的,给你指导一下,你改善了,身体就好了,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感谢这位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全民预防,从防做起,我们国家才能健康,人民才能健康。  [10:32]

[温建民]:我补充一下。从临床上来看,因为我也是中医出身的,我们中医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就提出了“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大夫不是疾病发生以后才给你治,实际上是预防为主的思想。这几年我们国家,包括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一系列“治未病”的活动和工程,现在很多中医院里也开展了预防保健治未病的专科或者门诊,所以全民健康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其实我们医生也一直非常关注健康教育的。因此应该赶紧把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频道建立起来,这个频道建立起来会使我们13亿人得到正确的、专业的、科普的、实实在在的养生健康的信息,能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健康教育是全民的事,也是政府的事,我觉得政府要作为保证人人健康的政府,是作为主要施政的主要纲领之一,不是要做人人都看得起病的政府,这个很难。现在美国平均每个人都八千亿美元,都不知道做到保证人人都看得起病的政府,他们是发达国家,何况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因此,政府要作为保证人人健康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还是容易达到的,就是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贯彻这样的卫生方针。谢谢。  [10:36]

[吴以岭]:这次医保改革当中有一个公共卫生贴息,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块强调的就是预防,每个人要建立健康档案,要搞健康普及教育,做的就是这一块。除了应对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外,重点就是加强预防。  [10:37]

[高春芳]:社区将来也要把这个功能捡起来,农村卫生所对这一个村谁生什么疾病了,都应该有一个疾病图谱。建立中国13亿人健康疾病图谱,知道怎么吃,知道怎么喝,知道怎么预防,这是最重要的。就像过去华佗治病一样,大家都知道华佗是名医,但是不知道他哥哥比他还厉害,他大哥对患者没有得病之前,一看患者的脸,就知道患者吃点什么药可以预防的。他的二哥,是在患者快发病的时候,给患者用一点辛温解表的药,一吃,患者就不用去看病了。华佗就是现在我们医院的大夫了,因此要学华佗的哥哥,要治未病,全民都有健康意识来防病,中国人健康了,立于世界之林。  [10:37]

[邬旦生]:谢谢大家,我们的集体采访活动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诸位。  [10:38]